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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既认为心之四端、好恶（亦可说气之灵处）为善之根源，而习为恶的来源，与此相应，其工夫除了尽心之外，尚有改习。

张载是较早明确提出二者区分的哲学家，在分疏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时，张载指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当然，中国哲学诚然包括哲学之为哲学的内涵和规定，但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在中国哲学中又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那个时期的哲学家创造性理论思维的产物，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到尔后董仲舒、王充，再到王弼、郭象，乃至张载、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都作为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而进行了多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理论上具有原创的意义，其产物则构成了相关时代中国哲学的实际内容。⑤太极是理的终极形态(所谓一理之极)，由经验对象(末)追溯存在的本原，则万物源于五行，五行产生于阴阳二气，二气又本于太极，故太极为万物的最终本源。在历史回溯的过程中，既需要把握中国哲学所形成的名言、问题、学说内含的普遍哲学意义，也应注意中国哲学的特殊品格。中国哲学尽管以性道之学的形态呈现，但就其从智慧的层面追问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无疑又应归属于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参之以东渐的西学，则可以获得另一重视域：通几主要表现为从形而上的层面把握世界的哲学进路，质测则大致与注重经验考察及演化推论的实证科学相通，尽管此所谓实证科学，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包括乾嘉学派的实证考据，但在不同于思辨玄学的意义上，又确乎近于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就此而言，通几与质测之辩，关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以上概念和命题一方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内涵，另一方面又呈现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

(《经学理窟·周礼》)张载的井田制设想有四层内容：一是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二是什一税法，三是居于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四是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有租税人不失故物。在张载这里，自然具有体的意义。正是因为有变，所以才不能以一个原则、一个方法、一个标准裁定一切具体情境，才需要权其变而行其宜。(同上)首先，所有人都得到保养生息的基本生产资料(往往还辅以生产知识的传授)，这样社会成员基本上可以全覆盖地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

所以穷理明诚的理路可以说体现了儒者的悲悯仁爱，是为普罗大众确立一个可追求的目标、指出一条改变命运的出路。这两种对儒家学问具有一定差异性的理解之所以产生，既是由于张载和二程之间对儒家思想的立意不同，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张载之学的重于真思、真信、真行。

……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同样在《正蒙·乾称》中，张载说：天地之塞，吾其体。笔者认为此约可对应其实现则天及人的逻辑承接之三条理路。圣人君子可能一见而悟，但是大多数人却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犹能教养而不能使。既然有了尽性诚明的理路，为什么还需要穷理明诚的理路呢?张载指出：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对暂无感者则不必强求，不必以主观善意强使之转变而害其直理。权本身就是因为变而有意义的，没有变就不需要权。

而人们对象的认识又需接于目而后知之，所以气之健、顺、动、止、浩然、湛然(同上)的变化过程就成为理解时的载体，而时则成为象的运动的客观规定性。)……无成心者，时中而已矣。

从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说如果现实政治不能归于或尊于一，那么各种势力之间就会发生不合理的竞争、矛盾和冲突，甚至导致统一体走向毁灭。其一，以乾、坤说明人类起源与存在状态。

开物于几先，故曰知来。张载在这里描述的治理者之治理才能不仅包括对天人关系、天人之道的认知水平，还包括将这些认知合理地推行于现实的权变能力，以及因其先知先觉而将危机消弭于未萌之时的政治远见。对于仁政善治而言，三者缺一不可：井田而不封建，犹能养而不能教。但是哪怕一天格一物，人们只要持续积累就会有收获，终能对天理有更深的认识，从而对人生有更好的把握。1.宗一统 众所周知，张载是以《易》为宗来展开并构建其思想体系的，而一可谓《易》的重要价值原则。此即张载所谓：受命如响，故可与酬酢。

然而如果任由这些资源要素无序集中，则可能造成冲突和浪费。(《正蒙·天道》)也就是说，对于形上范畴的把握一般需要先得意再得名，有名再指实(象)以为验。

(《经学理窟·月令统》)张载有云：人道之用，尽于接人而已，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正蒙·太和》)社会治理者的理想人格状态——圣人，正因为充分地领悟并贯彻了这个道理，所以能够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同上)。

关 键 词：社会治理  天人关系  《正蒙》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开山大儒之一。(《正蒙·范育序》)张载构建其思想体系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追问天之所以。

所以圣人之治就是理想之治、善治，而任自然也成为善治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正蒙·诚明》)天地万物虽然皆有性，却只有人有弘道之心。(《正蒙·大易》)这样，元亨利贞就与儒家的仁、礼、义、信对应起来。最低一层是考察该思想是什么，如我们上节所讨论的内容。

圣人则因其能够存神过化，忘物累而顺性命(同上)，所以能在精神上冥会于千变万化，认识到整个现象界通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也只有圣人及其基于这种认识制定的人间法则才能成为一天下之动(《横渠易说·乾》)的正宗。最后，井田制也表示了对于私有财产的承认，它所体现的是经济制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在解释《家人》卦时，他根据风自火出得出持家的看法，认为家道之始，始诸饮食烹饪，家人道在于烹爨，一家之政，乐不乐、平不平皆系于此。得理、体仁是人认知层面的能力，这两者都是对治理者而言的，强调治理者不仅要能够认识天道、天理，而且要能够体悟其中的精神。

(《经学理窟·礼乐》)可见礼可谓人间最高法。而行权者要具备即道的素质，则必须通过志学博文、强礼集义等工夫。

在张载看来，治理者不应过度干预人们的生活，而只需要通过井田制保障底线均平，通过宗(子)法稳定人心，通过封建制分权而治，通过肉刑等仁术惩教、引导人们向合礼的方向发展就行了。因此，结合张载对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我们可以对其认知理路加以分析。(《正蒙·大易》)在张载看来，道远人则不仁(《正蒙·至当》)，无论是治之本还是治之术，都只有与天道一贯才能于人事上产生神化之功。(参见林乐昌)任自然是道家治术，其本质是无为和尊崇自然而然。

(《经学理窟·周礼》)不论是有公田的劳役地租形式，还是无公田而改为征税的实物地租形式，实质上都是强制要求每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为非正常情况进行储备。封建主要功用在于政治分权和达到精简而治。

(《横渠易说·系辞上》)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张载认为，天道的神化过程幽隐而不测，难以通过闻见之知的感知方式达到认识，而只能以另一种认知方式去把握，即超越人的感性或理性认知能力的方式。

(《正蒙·大心》)其二，时是描述人类活动的维度。4.贵时行 张载重《易》，而《易》重时，因此张载对于时有颇多重要的认知。